2.君子之信与小人之信。谈论诚信问题之所以要更深入地讨论君子之信与小人之信的问题，那是因为此问题是关乎到诚信要遵循一个更根本、更基础的原则——道义。道义是普遍之道，是大原则。然而，任何对此的坚守，都是在具体特定的时空下来实现和完成的。换句话说，人们在按照诚信做人做事时遵循道义这一原则，实际上包含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去贯彻和执行诚信的意思，即不可以教条地、机械地、僵化地、不知变通地去一味兑现所谓“承诺”“许愿”等，以显示自己的“言必行，行必果”的豪气。于是这时就引出了一个“君子之信”与“小人之信”，即“大信”与“小信”的问题。

孔子说：“君子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贞”的意思是“正”，表示正道、正义。存于己而不变者谓之贞。“谅”的意思是不择、不管是非而必定求信于人。拘执于小信用谓之谅。君子只固守基于正道、正义的大信，不拘执于一味求信于人而不知道变通的小信，这是孔子要告诉我们的道理。通俗地说，如果因为固守小信而违背和伤害了大道正义，那么这样的承诺不必遵守。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所谓说话算话，一言既出，必须兑现，这样就表明是一个好的行为，美善的行为，而不去考虑这样做的结果是否符合大道和正道，不去考虑这样做是否符合具体时空下的情形。这些人所在意的就是自己所谓的面子，自己所谓的名气。所以孔子非常明确地将这种人的行为定性为小人之举。他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硁”（音坑keng）的意思是粗浅固执。孔子认为，说话必定有信用，行为必定果决，这是不管是非曲直而一味固执自己贯彻言行的浅薄粗陋的小人的行径呀！通俗地说，“言必信，行必果”这样的观念和做法，被孔子视为是小人的行径而受到否定的。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孔子将固守小信的人视为小人，但是他还是将其归属在“士”的层次之内的呢！只不过是比较次一等级的“士”而已。因为这是孔子在回答他的弟子子贡问有关怎样才可以称作士时所做出的回答。“抑亦可以为次矣”（《论语-子路》），此之谓也。也就是说，此处的“小人”只是与“君子”“大人”相比较而显示和区分出的次一等级的表现，并不表示这种人及其行为是不道德的，是恶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才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就是说，有大德的人，说出的话不一定信守，做事不一定果决，只要存义合义就可以了。

君子和大人所遵循的“惟义所在”实际上深刻指出了在“诚信”问题上那是要处理好“正”与“邪”，“是”与“非”的问题的。在“正义”“正道”的面前，任何以“道德”形式出现的信条和做法，都是需要“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的呢！是否要守信，需要借助“义”“善”“德”来“问思辨”之。有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意思是说，接近、符合正义的信，我们才可能谈论遵守它，履行它。简言之，合道义之承诺才可以兑现。《论语-颜渊》记载：“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当孔子的弟子子张向孔子问怎样提高道德，辨别迷惑时，孔子说以忠信为主，并使自己依义而行，这样就会提高道德了。《礼记-表记》也说：“信近情”。就是说，诚信近于情性善良。由此可见，儒家在论述“诚信”时那是始终与“义”、与“德”、与“善”联系起来的。其目的正是强调“信”不可以不“近义”“徙义”“近情”。

“义者，宜也”。而“宜”有两义：一为“正当性”，一为“适当性”。所以君子的“贞而不谅”，大人的“惟义所在”首先强调的是“义”的正当性。诚信这一德目只有在正当性之“义”的前提下才会具有真正美德的意义以及实践的意义。看似“背信”，但却没有“弃义”，我们可以从孔子与其弟子一段经历中得到说明。《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一行要去卫国，经过蒲地时，一个叫公叔氏想凭据蒲地谋反，他们将孔子围困起来，并逼着孔子发誓不要去卫国，否则就不放他们走，因为他们怕孔子去了卫国会告发他们的谋反行为。孔子于是发誓不去卫国，之后他们也就放孔子他们走了。但结果孔子还是去了卫国，子贡就不解地问孔子说，你刚才发了誓，怎么可以背信呢？孔子回答说，被逼着发的誓，神是听不到的，为了维护正当合宜的事，不必固守发出的誓言。这正是君子所理解和遵守的“大信”。

“惟义所在”的“君子之信”，除了要处理好“义”的正当性，还要处理好“义”的适当性。而这一问题则是通过“经”与“权”关系问题得到具体反映的。

徐小跃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bat365正版唯一官网哲学系教授